李稻葵：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潜力非常好 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要“防过冷”
2023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宏观经济指标实现恢复性增长，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国家统计局在解读5月份经济数据时表示，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但我们国家的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改变，韧性强、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明显。
党的二十大后，为实现到2035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跃升的目标，如何释放增长潜力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日前，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发布的《防过冷是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基础性任务：2023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如果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潜在积极因素可以被有效激发，从现在到2035年，我们国家的经济潜在增速能够达到5%以上。
报告称，必须逆转经济提高速度低于潜在增速不断下行的趋势，宏观经济趋势性过冷是新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风险，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基本任务应该从防过热转向防过冷，短期内，亟须消费、地产、地方债、民营经济、外资多箭齐发稳经济。
什么叫宏观经济过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表示，这指的是实际经济运行的速度低于潜在的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在他看来，相比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新提法，也是一项基础性任务。未来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任务都需要防经济过冷。
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这意味着，从2023年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速需达到4.61%。
上述报告显示，2010～2019 年，我国GDP增速呈现单调下降趋势，人均GDP增速平均每年下降0.33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一下滑速度，即便不考虑疫情冲击，到2025年，人均GDP复合增速就会低于4.61%。
也因此，李稻葵研究团队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处于潜在增长水平之下，必须尽快扭转。
“为实现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重振增长，逆转过去多年来GDP增速下降的趋势。”李稻葵说。
实际上，根据国内多家权威机构和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测算，2024～2035年我国GDP年均4.59%的复合增速是合理的水平。
而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人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吴舒钰（2022）的测算，如果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在积极因素可以被有效激发，从现在到2025年，我国潜在GDP增速可以达到5.9%，在2026～2030年这五年里，经济增速能达到5.8%，2035年的前五年，也可以达到5.2%。
“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35年之前的十几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达到5%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到2050年，也可以达到4%的潜在增速。”李稻葵说。
在研究人员看来，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有多方面表现：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低位运行、生产领域已陷入通缩、消费复苏缓慢、青年失业率持续走高以及进口增速趋势性下降，内需不足。
从CPI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2月以来，CPI增速从1%分别下滑至4月和5月的0.1%和0.2%，反映消费需求不足。而CPI同比增速连续4个月处于0～1%的低通胀率区间，也提示CPI未来有跌入负增长的风险。同时，CPI环比增速自2023年2月以来一直保持负增长，且下行压力尚未得到缓解。报告也认为，从核心CPI的数据看，其同比增速连续13个月处于0～1%区间，也反映消费恢复动力不足。
从生产领域看，报告称，当前生产领域已经陷入通缩，反映生产投资需求不足。相关数据显示，PPI（生产价格指数）同比增速连续8个月负增长，2023年2月PPI同比增速为-4.6%，为2016年以来的历史新低。2023年以来，PPI环比增速尚未转正，5月环比增速进一步降至-0.9%。
就PPI降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不久前也曾表示，其主要是受到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影响。
同时，PPI生产资料价格下跌对PPI持续负增长的贡献更加明显。2023年5月，PPI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速下降至-5.9%。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已从2022年的5.3%下降至2023年1～4月的4%。2023年1～4月，民间投资下降了0.1%。
再从消费看，2023年以来，消费复苏是提及最多的词。但报告从多个维度分析，当前的消费复苏缓慢。
2023年“五一”假期人均旅游消费仅为510元，相较于2019年的603元下降了15.4%。从消费结构上看，服务消费、基本生活消费恢复较快，耐用消费品消费乏力（家具类限额以上企业2023年1～5月零售值相对于2019年同期下降24.4%）。同时，2022年我国手机出货量为2.72亿部，远低于2019年的3.89亿部，降幅高达30.2%。
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自2019年起一直持续上升，2022年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30.5，其中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高达33，刚性消费支出占比提升。同时，低收入组的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但可支配收入涨幅最低，导致居民消费尤其是财务状况相对脆弱家庭的消费疫后复苏乏力。
就业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的一个表现，就是青年失业率持续走高。
今年以来，我国就业供需矛盾总体上表现出持续缓解的态势：2～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下降，5月份为5.2%，与4月持平，但青年失业率屡创历史新高，5月份达到20.8%，创造了2018年1月该指标公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报告称，这显示结构性问题越发突出，就业形势严峻。
而从进口情况看，报告分析了我国入世前后的进口数据称，进口增速趋势性下降，反映内需不足。
数据显示，2013～2022年，中国进口增速下降幅度较大，从入世前10年平均18.76%，下降到5.11%，大于世界贸易（平均）增速下降幅度（9.93%降到3.61%）。而从国家对比看，2013～2022年，中国进口平均增速（5.11%）低于印度的9.94%和南非的8.53%。
从进口和出口增速看，2008～2018年，我国进口平均增速大于出口，但2019年出现逆转，进口增速小于出口，佐证国内内需不足。此外，2023年前5个月，我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总值同比下降6.7%，进口萎缩，更进一步说明内需萎缩。
“虽然我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但仍然有相对比较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这些因素就是KPL。”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李冰表示。
他具体解释称，首先，中国拥有极高的国民储蓄率（K），截至2022年底，我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120.3万亿元，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经济的储蓄率和储蓄水平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遥遥领先，保守估计占GDP的35%，具有进一步扩大投资、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潜力。
其次，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P）持续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2020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研究生毕业生总数870万人，其中理工大类毕业生357万人，占比41.1%；与之相对比，2018年美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为399万人，其中理工科毕业生只有73万人，仅占总人数的18.3%。
“所以，我们拥有庞大的理工科毕业生，即所谓的工程师红利，所有的人数加起来比其他国家理工科毕业生人数的总和还多，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一点。”李冰说。
据了解，中国申请人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迅速上升，占全球申请总量比重从1995年的0.3%增长至2022年的25.2%，并于2019年起超越美国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不仅如此，我国研发支出实际购买力已经超过美国，且还在上升。
报告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第三个因素，就是人力资源总量（L）持续上升。
“根据我们的测算，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则相较于2020年的14.2亿人，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亿人，增加约15.4%。”李冰认为，人力资源的提升能很好地激发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据了解，按照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人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吴舒钰（2022）的测算，如果我国的人力资源能得到有效提升和充分利用，那么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冲击，2021～205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将介于3.8%～6.1%。分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平均增长潜力在2021～2030年为5.9%，2031～2040年为4.9%，2041～2050年为4.1%。
李稻葵表示，如果这三方面潜力充分地释放，我国仍然可以在2035年前拥有超过5%的上涨的速度的潜力可以利用。
但经济恢复仍需要克服多方面阻碍因素。报告称，消费不足，地方债高企，房地产量价一季度暂时恢复、二季度同比下降，民间投资活力不足以及外需不足，成为阻碍经济恢复的五大问题。
李稻葵认为，若上述阻碍经济恢复的问题不解决，经济长期下行，或将成为阻碍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的重大风险。
为此，李稻葵研究团队认为，首先需要在思路上进行转变，并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这一理念，认为新时期宏观经济治理的思维，需要从防过热转变到防过冷。相比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治理是一个新提法，也是一项基础性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是简政放权，表现在宏观经济上是反复过热。最近十几年来，国家治理走向规范有序，国家治理能力大幅提升，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就是过冷，出现了一些收缩效应。”李稻葵说，未来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任务都需要防经济过冷。
此外，在落实结构性和规范性政策的同时，报告认为，在总量性政策上，应针对收缩效应建立对冲机制，即有意识地出台一些对冲的扩张性的政策，来同步对冲由于收缩性的政策带来的一些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风险。
第一，重振消费增长，构建消费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新机制。研究人员建议，短期内由中央政府推出消费补贴政策，在支付环节补贴消费者。在增值税收入划分上，由依据生产地原则改为部分依据消费地原则，推动地方政府从抓生产到促消费的思路转变。健全汽车消费的中长期机制，鼓励特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推出车牌改革措施，盘活存量。
第二，在地方债方面，地方存量债务需要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合力化解，建议对于债务负担过重的地区采取试点，由中央政府发行特别国债置换地方存量债务。
同时，建议设立债务重组基金，借鉴四大国有银行重组经验，对不良债务逐项化解。对于当前及未来的新增债务，应建立新的举债机制，包括成立全国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构建多维度、长周期的地方官员评价体系以及深化国企改革等。
第三，对于房地产市场，稳定购房者和房地产企业的预期和信心是关键。短期内在政策上明确不会开征房产税，避免房产税开征时间这一不确定性因素，在经济恢复时期对房地产真实需求和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因城施策，让真实的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得以释放。增加对合理融资的支持，当前对于民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头部民营房地产企业，以及涉房企业和房地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理融资需求的支持力度还有增加空间。
第四，稳定民营经济信心，明确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一样，都是党长期执政的经济基础；以放开一两个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困难的产业、培育一两个新兴起的产业为案例，引导民营经济大规模投资。
第五，提振外需，加大力度稳外资和稳外贸，要简化外商来华的签证流程，灵活处理签证对等问题；缩短外资负面清单；加大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