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文明的价值意义
以文明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习同志把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从哲学的视域看，文明既是指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总和。具体而言，文明不仅有其外在的、物质层面的多重体现，而且有传统的观念性的内容。现在倡导两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文明可以说提供了这种结合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它展开并体现于社会的不同的层面，在物质的、践行的背景、实践展开的具体情景上，都具有文明的实际维度。从古到今，这种现实的内容前后传承，正是以文明的衍化为前提。今天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以往的历史发展前后相连，谈中国的具体实践及其背景，无法离开这一基本之点。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观念层面上也包含传统的延续，而文化的延续即以文明的衍化为依托。能够正常的看到，以文明为基础，上述两个结合能够获得比较充分地体现，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文明作为核心的重要特点。
从中国传统的角度去理解文明，需要联系中国思想的另一重要观念，即文野之别。这里的“文”也就是文明或文化，“野”则是指前文明、前文化的形态，文明的发展表现为从自然的、前文明或前文化的状态向文明化的状态发展。关于文明的发展以及文明的理解问题，这里可能特别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纵向的。前面提到的由野而文、由前文明到文明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延续过程，这一发展进化与物质层面的前后演进（纵向衍化）具有同步性：人类生活取得文明形态，基于广义的工具改进（包括晚近从机械工业到信息产业）、能源变迁（具体表现为水力、畜力、蒸汽、电、作为电能延伸的石化形态-石油和煤、取代石油和煤等石化形态的新能源等演进）、材料革新：历史地看，人类已经历石器、铁器、多重自然金属、合成金属或新材料的衍化，等等，这些变化大多数表现为技术的进步；这些演进既给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托，也展现了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历程。
除了以上纵向衍化之外，还需要注意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发展也并非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展开，从语言表述、道德观念、价值追求、行为方式、生活习俗、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等等，文明都具有多重样态。可以说，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能、信息与新能源新材料的依此衍化，体现了技术层面文明的进步，而从蒸汽机到电能，则西方似乎领先一步；如果仅仅注重于纵向的技术之维，便可能会引起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一度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即与之相关。确实，西方比其他的民族要早一点体现近代的科技的文明。然而，这里同时必须要格外注意文明有其多样形态，并非仅仅表现为单一路向；从文明多样形态来看，不同文明之间并没什么优劣、高下之分。文明衍化涉及文明的多样展开，古希腊、埃及、印度、中国的不同形态，便体现了这一点。广而言之，从传统的价值取向以及宗教形式到近代的价值观念以及宗教形态，包括儒学、基督教、、印度教等不同演进，也体现了文明的多重形态。总起来，对文明的理解应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取向。
文明同时与价值系统相关联。从价值系统来看，当代的西方文化似乎趋向于把近代以来价值趋向和价值观念作工具化、片面化的理解，并自诩为“民主”国家，由此导致的现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是片面化的“民主”被无限拔拔高：民主似乎天然等同于政治正确。然而，这一视域中的民主，本身往往被扭曲，其形态首先侧重于形式的层面，通常所说的一人一票的选举，便构成了民主的形式化典型。这种“民主”形式表面上似乎包含民众的“普遍”参与，但在从实质的层面考察，在选举之前，选民对候选人的情况往往缺乏真实了解；在选举之后，民众便立即离场：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做什么，怎么做，完全没有办法左右。在这种形态中，所谓“民主”，仅仅表现为选举前的盲目投票，选举后的冷眼旁观。在被扭曲的形态下，“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表现之一，是以民主为划分阵营的标准：与某一利益集团自身观念一致的，就是民主；反之，则是所谓“威权”，民主与威权的对峙，成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套语。与之相关的是处心积虑的打压、对抗对手。这种形态的“民主”每每成为美化自身的符号：一旦被打扮为相关阵营的代表，就成为民主灯塔，并似乎获得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制高点”。然而，在这种所谓“民主”旗号下，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各种反人类的丑行：煽动对立，干预侵略；破坏有余，建设不足。18、19世纪时，罗兰夫人曾悲愤地指出：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行借汝之名以行之；现在，同样可以说，民主、民主，天下多少罪行借其名以行之。
较之民主，文明展现了更为深沉和宽广的内涵。作为人类创造的成果，文明与民主并不冲突，相反，它在实质上包括民主、自由等治理方式和观念。也就是说，文明并不排斥民主，相反，它将民主等观念纳入自身，表现为“范围而进退之”，正是这种博大有容的形态，使之高于民主。与片面化、被扭曲的“民主”仅仅限定于少数集团、国家的私利不同，文明以人类整体命运为关切之点，它所关注的是天下众生的共同利益。同时，文明表现为历史的沉淀，是人类活动长期发展的结果，这与被扭曲的近代“民主”忽视数千年文明发展、仅仅着眼于社会的短期演进、缺乏深度的历史感显然不同。
按其本义，“民主”有其积极意义，确是个“好东西”，但在今天被片面化的扭曲形态下，“民主”已成为西方获取“话语权”、打压所谓“非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在此背景下，应当回归文明这一人类的主流价值，以此涵盖民主、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领域，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文明高于民主。如前面指出的，这一口号并不否定民主，而是将其涵盖于文明之中，由此，广大人民既能够得到话语权的主动，也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狭隘的阵营划分，真正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
概要而言，应当承认，文明高于民主、也高于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选择文明概念，对其丰富的内涵进行多方面具体阐释，也有现实意义。换言之，注重文明观念既有理论性和学术价值，也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前面提到，从全球范围来看，话语权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突出文明，可以反转以民主自由为“价值制高点”的扭曲形态：文明概念高于民主、自由，其内容并非排除民主、自由，而是在实质上汲取并涵盖了这些价值观念。按其内涵，这一问题与正义与仁道的关系具有相关性，就后者（正义与仁道的关系）而言，可以将仁道高于正义或仁道观念高于权利作为基本的原则。历史地看，仁道是中国儒家的基本观念，它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也就是说，它所确认的是作为类的人不同于物（对象）的价值。孔子以爱人界说仁（仁者爱人）、《论语》中关于马厩失火之后孔子急切的问“伤人乎？不问马”的记载，都表明了这一点：尽管马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仅仅表现为工具性的（为人所用），唯有人，才具有内在的价值（自身即目的），因此，关切中心应放在人之上，这一价值取向与近代哲学家康德确认人是目的，具有一致性。相形之下，正义或权利则首先关注于个体利益：正义的核心是个体得其应得，这一规定的前提是对个体权益的强调。肯定仁道高于正义或仁道高于权利，意味着确认人之为人的价值，高于仅仅注重个体利益。文明高于民主、文明高于自由，可以视为以上观念的引申，其中包含实实在在的价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