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绿色大人物：环保践行者的努力与思考
邹骥，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2000年至2009年，担任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2010年4月，被委任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报告第三工作组的主要作者召集人，任期为2010年至2014年。
邹骥认为，为了减排而拉闸限电，这是行政手段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直接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会很高。虽然也达成目标了，20%能效也完成了，但是成本很高。
“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做好战略和规划，其次是推进立法和执法，提高政府的监督、监管能力，营造合适、适宜的市场环境，保持透明、公开、公平，创造这样的气氛。”邹骥说，以往想到只是排放量减没减，没想到用什么体制去支持减排。如果只把责任和权利搁在政府身上，这是不利于提高效益的。
就减排目标的分解问题，他认为，应“按照行业分解”，这样有助于把任务最后落到企业身上，而不是扔给政府。
说到气候谈判，邹骥认为，现在气候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气候谈判就是探讨一个国际解决的机制。谈判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大的里程碑式的进展不可能在每次谈判中都有，但每次都会有或多或少微小的进展。
他是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人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但他却是中国环境保护领域颇有实力的科技、政策方面的专家。
近年来，王金南参与并主持了多项环境规划的制订，包括《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五”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规划》《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全国危险废物处置“十五”计划》《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酸雨与二氧化硫控制“十一五”规划》《全国农村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十一五”规划》等等，这些规划均获得国务院批准。
2004年，王金南等人代表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的研究。该项目组后来获得中国绿色年度人物集体奖。今年10月，2008年的全国环境经济核算完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以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为代表的技术组已完成了2004年到2008年期间共5年的全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基于环境污染的绿色国民经济年度核算报告制度初步形成。
全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近日选举王金南担任第六届理事会主席和会长，任期为两年，2011年1月~2012年12月。王金南曾是PACE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第五届理事会主席。
PACE是1997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注册成立的非营利、非政治性组织。PACE开展和组织了许多促进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活动，这中间还包括：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与环境保护、中国国家环境保护规划建议、环境资源经济学与政策改革、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是一个注定要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时刻。这一刻，“自然之友”创始人、中国公民环保的启蒙先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自然之子”的梁从诫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8岁。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写下挽联称：“三代精英，一身正气，自然之友，公益楷模；两袖清风，八方奔走，精神领袖，社会乐活。”
16年来，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努力下，将滇西北的金丝猴和原始森林从刀斧下解救出来，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河建坝须经科学论证，首钢迁出北京……
梁从诫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放弃。他对听课的人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在接受杨澜专访时，梁从诫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相似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在一篇题为《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一文中，梁从诫称自己是一位“北京环保志愿者”。他说：“我的理解，‘人要敬畏大自然’这个提法有两层含意：一、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二、人类应当畏惧大自然。”他认为，“敬畏自然这才是对待‘科学’线日，梁从诫告别仪式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告别室举行。值得一提的是，告别室里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娓娓悠扬又催人奋进的《送别》。
2010年，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大胡子杨欣完成了自己一个多年的梦想——“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
作为“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的策划人，杨欣今年动员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登山协会等组织、机构及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媒体联合推出了“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冰川分布的长江源、雀儿山、雪宝顶、哈巴雪山、贡嘎雪山、四姑娘山等6个重点区域，通过登山、科考、穿越、论坛、音乐会等具体亲近雪山的活动，最大范围展示长江冰川的昨天、今天和将来，以此推进冰川的科学考察、民间的环保参与和大众媒体的关注，提醒公众关注长江生态环境的变化，呼吁公众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以自己低碳行动参与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为地球、为人类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留住更多的冰川、雪山。
记者曾参加了“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系列项目之一的“雪山论未来之世界”行动。该论坛邀请国内外13所高校的23名学生代表，在海拔4500米的雪宝顶登山大本营举办“青年与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之未来”论坛，论坛随时连接登山进展情况，并与在海拔5200米的登顶队员在顶峰互动。论坛期间，冰川学家、生态旅游专业技术人员、论坛代表联合考察雪宝顶周边的冰川以及冰川消融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2010年12月8日上午，杨欣在墨西哥气候大会现场宣布：“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圆满完成5站考察任务，顺利结束。他对在场的中外代表们说：“从长江源到长江口，再到加勒比海海岸，从无人区到世博会，再到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江河志愿者抱着一个目的———用不同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冰川，关注冰川和生活在冰川下的人，希望更多人加入到践行低碳生活的行列。”
他是英国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著名鸟类学家，也是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官员，他的职务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他叫马敬能(John Mackinnon)。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旨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保护中国特殊的生态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协调小组组长单位环境保护部的能力；建立有效的监测和信息反馈机制；并提高协调小组的有效性。
马敬能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学者，敢说敢为。前不久，在参加于北京举行的“世界保护故事巡展暨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新闻发布会时，马敬能出人意料地对中国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放炮”。
“中国某些科研工作者的家庭作业还得做！我在中国从事生物保护事业已经23年了。”马敬能对在场的人说，“记得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只有300个，而今天已超越3000个。”
“不过，”马敬能话题一转，“在中国，最基本的保护理念尚待深入人心。而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中国为数不少的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还没学会走路，慢慢的开始跑步了。”马敬能指的是一些科研工作人员不愿意深入实际开展调查，而只是满足于在某些国外的科研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实验室试图创造某些科研奇迹。
201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当许多人对“生物多样性”还很陌生时，马敬能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书之所以有价格，是因为有内在的知识价值。不同的书，有不同的价值。一个藏书1万册的图书馆，如果收藏的都是同样的一本书，图书馆的价值就非常小。但如果是各不相同的1万册书，图书馆的价值就非常大。”他说，这就是“多样性”的价值。
到2011年，马敬能领导的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宣传教育子项目就宣告结束，有关人员也将各奔东西。马敬能和记者说，他仍会在中国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282克，这是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一度电的煤耗量，而全国发一度电的平均煤耗是349克，这也是发电煤耗的世界最低纪录。
这意味着，“外三”向电网每送出一度电就比全国中等水准节约67克标准煤，一年节省标煤70多万吨。带领“外三”人创造这一奇迹的是总经理冯伟忠。
中国的能源70%靠煤炭，而超过一半的煤炭是电厂消耗的。冯伟忠说：“节能减排如果抓住了发电企业这个大头，就抓住了关键点。”
2005年7月，为缓解上海“十一五”期间电力供需矛盾，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上海市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附近开工建设了“外三”项目，建设2台国内单机容量最大、参数最高的100万千瓦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工程总投资85.3亿元。
当时，国际上超超临界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尤其是蒸汽氧化和固体颗粒侵蚀导致的锅炉爆管、汽轮机效率下降等，慢慢的变成了困扰全世界所有超超临界机组的难题。冯伟忠首先把“动刀”的目标锁定在发电机组最精密的汽机系统上，提出了多项设计改进。从机组蒸汽参数、汽轮机运行控制方式，到相关设备配置、管道的设计和布置方式等都做了革新。事实上，仅上述三项改进，就使机组热耗下降89千焦/千瓦时，一年节约6万吨标煤。
冲破了国外技术障碍和传统理念的冯伟忠，眼下的一个心愿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完成另一个突破。“其实，尽管‘外三’是发电效率最高的，但经常不能满负荷发电，2009年的发电负荷只有75%。”冯伟忠说，问题出在利益分配上。目前的发电量分配机制是要让每一个上网电厂都有饭吃。
“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冯伟忠说，既能兼顾各方利益，又能让整个电网运行效率最大化。他说，“外三”愿意替那些运行效率低的机组代发电，即使发电量算人家的也没关系，“目前，就是替代30万或60万千瓦的亚临界机组发电，每度电也至少有50克的煤耗降下来，既节能又环保。”
在建设过程中，“外三”技术人员自主研究并实施了9项世界首创技术、6项国内首创项目，取得18项企业新纪录和9项国家专利授权。不久前，由“外三”组织建设的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工程摘得金质奖，这标志着上海电力工业建设的科学管理和节能减排水平已走在全国最前沿。
马中，中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的开拓者。20多年来全身心投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人才教育培训和科研工作。他参与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专业是目前我国高校顶级规模、层次最全、历史最久、水平最高的环境经济学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他主持翻译的《RFF环境经济学丛书》是中国最早的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理论著作之一。他在2007年主持的《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项目》，更是为国家湿地保护和农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马中认为，低碳涉及到生活行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环境问题。单个公民的行为只是很小一部分，行为改变对低碳目标的边际影响是很低的。即使这些个体行为累加起来，相比于总碳排放来说，其减少的碳排放是很少的。假如电力等耗能高的行业不减碳，光靠公众个体行为的改变是不可行的。“如果我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个人行为的改变，而不关注那些耗能高、排放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对减碳来说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他说。
他认为，现在要注意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公众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个人行为的改变。这不是说因为个人行为对实现低碳的贡献小就可以不必践行低碳生活了，而是说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那些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和产业上。如果一个人把家里的灯全部换成节能灯，却还在开着一辆大排量SUV，这样的低碳生活是没有用的。
他说，同样，在国际上首先应该减碳的是那些发达国家，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错了，第一不公平，第二不合理，第三没效果。因为不管对发展中国家还是穷人来说，很多碳排放是生存和发展必需的，而对发达国家和富人来说，很多碳排放却是由于奢侈需要，是可以减掉的。那种要让全民都彻底过上低碳生活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
